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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最新演讲:产业政策是否有助于创新?

新浪财经讯
2月23日消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出席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第二期: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治理创新,并谈到了产业政策对于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作用。

原标题:张维迎:创新不需要产业政策,要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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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产业政策,目前的认识有认识论的误区。张维迎认为,现在大家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几乎所有政府都叫产业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不太容易聚焦。

搜狐智库讯
2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出席“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并就当前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发表观点。张维迎表示,如果产业政策以某种共识和可预测性为前提,那么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是没有共识的,不需要产业政策来发挥作用。张维迎还认为,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不一定意味着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关键还是要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银昕 徐豪 陈惟杉 | 北京报道

张维迎对产业政策有比较有严格的定义,他认为,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而且,他今天讲的产业政策目的是对于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政策。

张维迎称,创新有四个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第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即使技术可行,但能否商业化普及仍是问题;

11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论。8月底以来,两人已经围绕产业政策“隔空对话”数个来回。

产业政策是否有助于创新?

第三,相关创新的不确定性,比如互补技术。举个例子,计算机上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如果没有这两个技术,计算机也不会发明;第四,制度和文化导致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新会导致一些人的利益受损,其中一些输家可能会抵制创新。

这已经不是这两位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始终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经济学家的第一次辩论。从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进行的“北大交火事件”,到21世纪两人就是否存在“后发优势”展开的激辩,两位经济学家的每次辩论都因与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的紧密关系而备受社会关注,此次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依然如此。

张维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他说:如果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的人,例如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企业家,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他们就这样一个前景达成共识。基于这样的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

“创新是不确定的,所以不会达成共识,如果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达成共识,那就不叫创新。”张维迎表示,“如果真的有共识,也不需要产业政策。”

林毅夫、张维迎两人此次观点交锋,之所以不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演变成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但他同时指出,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三、创新的成果与否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它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张维迎还强调,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不能意味产业政策是对的,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对新能源汽车有各种补贴,如果到2050年,政府鼓励电动车,禁止使用燃油车,这样燃油车可能会消失。但是利用政府政策来达成目标并不能说明鼓励电动车的政策是正确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错过一些更加创新的技术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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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给产业政策带来了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但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没有共识,不可预测。

此外,张维迎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做了区分,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分散决策,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集中决策,政府说了算,但是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决策者都会犯错误。区别在于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纠错机制,比如,任何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

“世纪之辩”现场,林毅夫、张维迎如何交锋?

以下为演讲实录:

造势已久的“世纪之辩”终于在11月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这不是林毅夫与张维迎的第一次交锋,也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此次“世纪之辩”的主办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题目定为“‘产业政策’思辨会”,可以看出其背后减少火药味,强调“思辨”的用意。《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前约一小时到达现场时,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万众楼周围已聚满人群,由于面积不大的主会场吸引了近千名听众,主办方不得不在主会场外另设两个分会场转播主会场情况。

张维迎:我的题目是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首先声明一点,我讲的产业政策有严格的定义,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另外,我今天讲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区发展平衡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担任主持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讨论,甚至会载入历史。

说到产业政策,目前的认识有误区。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测的。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企业家,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应该发展什么,并且就这样一个前景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基于这样的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

辩论会由林毅夫的发言开场,随后张维迎发言,紧接着是自由辩论环节,以问答形式展开。整场辩论中,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两人对有关产业政策多个方面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的成效、政府是否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及比较优势该如何发挥等问题分别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对方激烈辩论。

举一个例子,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犯了两个错误,他认为交流电会赢,最后证明直流电赢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竞争,他认为电动车会赢,实际上他也错了,燃油车赢了。为什么聪明的人也会出现错误,是因为创新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这两位同样拥有“海归”背景,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共同见证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的学者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都保持了“君子之争”的学者风度。

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但是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决断。但是这个判断在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是错的,谁是对的,只有事后才有结论证明对错。

什么是产业政策?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第二,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第三,创新的成果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它的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第四,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林毅夫

分别解释这四个方面: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林毅夫强调,虽然一些具体的产品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但产品创新背后基础层面的研发成果是不会有企业家愿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须要靠政府资助的各项科研项目来完成,而这一部分研发投入理应算作产业政策。

一、技术本身是否可行是不确定的。举个例子,200多年前,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提出用铁制造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这是不知道的,当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99.9%的人全反对,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

张维迎

100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要漂在空气上面,这是不是可行?当时的技术情况下,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实验当中反对的声音远远多于支持的声音。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维迎强调,关键的两个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统一的公司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就属于产业政策了。”

同样半个世纪前,美国二战期间要进行核实验的时候,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才说这是有可能的。

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

同样我们最新的例子iPhone手机,当时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技术也是不确定性。微软的技术人员更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手写笔或者键盘的这样的手机技术。

林毅夫

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一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商业上成功与否其实并不知道,最初爱迪生发明照明系统时,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电力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这在商业上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林毅夫举例说,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金沙澳门官网58588_金沙国际欢迎你,同样,我们知道最近比较多的例子,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速度非常快,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在商业上失败了。

林毅夫认为,“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有五个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有效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表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最近我们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机,技术上没有问题,而且上了一百多架,但是空客已经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

林毅夫表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他被赶下台了,为什么被赶下台,就是因为栽在电脑上,商业上卖得不好,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否决,最后被赶下了台。

张维迎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一个创新出现后,它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整套的技术改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下一个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没有能够看到商业上的变化。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三、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我特别介绍一下:互补性技术。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交流电直流电大战,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后来出现了变压器,有了变压器之后,交流电高压就是上万伏的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然后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来了,如果没有变压器发明的话,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的困难。当然了,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出现,对于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之后,他们的法律专家,专利事务的法律专家都主张不要申请专利,因为这个对于他们ATM没有什么商业机会。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呢?1976年康宁公司生产出了高透明的玻璃,激光根据这个玻璃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光纤,由此替代了原来的铜线缆,使得4G、5G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玻璃技术大的创新,这个激光就没有多大的商业可能,现在,激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包括讲课我们也需要用到激光。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发动机的进步,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的难。

林毅夫

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就一定会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技术的出现,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任何一个创新其实遇到的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所以他们非常的难。

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林毅夫表示,“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最著名的蒸汽车,蒸汽车比火车还要早,商业上运行比较成功,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向英国国会游说,英国国会出现了所谓的红旗法,红旗法一出现了之后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人,每一辆蒸汽车前面要举着一个红旗,叫做红旗法,最后这些公司都破产了。

张维迎

由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时,我们是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没有共识,不可预测。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个是人类的无知,一个是人类的无耻。”